2017年，江西、廣東陶瓷生產企業一反以往的蕭條，即使到了2018年臨近春節前一個月，這往年停窯檢修的時間，也有不少專業的生產型企業依舊排產緊張。這一切的變化似乎與陶瓷行業里不太愿意被人提及的一群人——貼牌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，他們的一舉一動，都有人歡喜有人愁。

　　因為一場前所未有的環保風暴，中國陶瓷行業最大的貼牌基地——淄博產區關停了114家陶瓷企業214條生產線，產能嚴重不足，導致在淄博貼牌的600多家貼牌商分流。經過2017年一年的發展，這個群體正在發生什么變化?對中國建陶行業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?這一篇深度文章帶你看懂貼牌大遷徙下的前因后果。

　　出 走

　　淄博貼牌商外流

　　2016年12月，在淄博貼牌的楊浦，正式轉戰來到了佛山。

　　“2016年5月份，我見淄博要求陶企改成天然氣，就想轉到佛山來，但那時候品牌網絡建設不夠，還是沒有足夠的信心。”楊浦后來在秋季陶博會上，見產品被客戶普遍接受，就留在了佛山尋找展廳，對接生產企業，到2017年11月份開始生產，轉戰佛山的計劃，就完全定下來，關掉在淄博的展廳，在佛山開始建新展廳，組建團隊，一直籌備到2017年4月的陶博會，新展廳開業。

　　淄博市在2017年6月底前關停建陶企業144家214條生產線，2017年10月底前建陶行業(建陶企業26家61條生產線)全部改用天然氣為燃料。

　　這意味著，原來在淄博貼牌的很多貼牌商，失去了合作的生產廠家，而水煤氣改天然氣帶來的生產成本的上漲，也讓留下的貼牌商，壓力倍增。楊浦慶幸自己提前做好了打算，要不等到2017年，淄博大面積關停生產線，那就晚了。

　　談到環保對貼牌商的影響，楊浦說起了一個特別傷感的案例，淄博某貼牌商，在財富城有一個400平米的展廳要轉讓，有人想租，但條件極為苛刻，除了電腦可以帶走外，其他的辦公用品都得全部留下。這放在兩年前，淄博產區的環保風暴還沒開始之前，400平方米的轉讓費，光轉讓費就得40-50萬。

　　淄博是陶瓷行業貼牌商最重要也是最大的聚集地，這個有著15年貼牌歷史的陶瓷產區，高峰期曾聚集了600多家貼牌商。中國財富陶瓷城執行董事孫紅霞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，僅在中國財富陶瓷城聚集的600多家陶瓷企業、1000多個品牌中，就有80%是貼牌商，其中不乏運作得很好的貼牌企業。據孫紅霞介紹，在中國財富陶瓷城做得好的貼牌商，每年銷售額可以達到2～3億元。

　　不過，因為淄博產區產能壓縮，失去貨源的貼牌商，開始向佛山、福建、臨沂、河南、江西等產區轉移。

　　“據我所知，淄博產區到佛山來做展廳的貼牌企業，有10~20家左右，也有很多只是在這邊尋找生產廠家，展廳還留在淄博的也是很多。”楊浦透露，淄博貼牌商的出走，從2016年4月份陶博會就已經開始，原來觀望的企業，在2016年10月份陶博會又過來了一批。而到2017年開年，淄博產區開工生產線數量不足10條，有些實在撐不住的貼牌商，又不得不跑到佛山來找貨源。

　　貼牌環境的改變，也讓貼牌商不再依賴于某一個產區或某一個企業。 “對于貼牌來說，以前是賣方市場，現在是買方市場，現在的貼牌環境，比以前好。”佛山市金尚豪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廣富表示，以前貼牌，一個版面沒有五千平方，廠家都不愿意接，現在普通的釉面磚，一二千平方的訂單都會接，門檻降低了。

　　在華夏陶瓷城經營仿古磚品牌的何新榮也表示，現在的貼牌門檻，比原來降低了十倍。“以前沒有兩三百萬，根本不可能做品牌，光做一款花色就要十幾萬。而現在做一款花色只要一萬多，30萬就可以搞定一個品牌的產品。”

　　噴墨機帶來的生產革命，為貼牌商尋找貨源提供了方便。黃廣富表示，在網版和輥筒時代，排產相對來說非常困難，調完一次版不行，又得重新洗網版和洗輥筒，又要重新磨釉，調一次版都要三到五天的時間。而到噴墨時代，工藝就相對簡單很多，一個產品設計出來，不到兩個小時就可以看到版面，一天可以調很多次版，提高了效率。

　　在黃廣富看來，隨著原材料的上漲，現在淄博產品的價格，已經趕上了廣東，但是產品的性價比，還是有一定的差距。

　　壓力

　　排產周期長，運營成本高

　　從2016年年底開始，何新榮就感受到了排產的壓力。因為環保督察工作組進駐到廣東產區，無論廠家，還是貼牌商，都提心吊膽地過日子。

　　去年11月以后，和何新榮合作的三個生產廠家，因環保壓力很大，企業急著停窯，只給了他十天時間，把一些緊要的貨生產出來。直到2017年春節后復工，貨源還是一直相當緊缺，原本生產十款磚，縮減到五款，數量從之前的3000箱，也降到七八百箱，在三月份排期最緊張的時候，何新榮只能拿到日常需要30%的貨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其他產區的停產，帶來的蝴蝶效應，影響到了廣東產區。“一下子很多產區的廠都停了，廣東產區就涌進來很多貼牌商，廣東生產企業有了更多的選擇，對客戶可以擇優錄取，將價格高、拿貨快的客戶留下來，拿貨慢，價格低，合作不是特別和諧的客戶，砍掉一部分，這對貼牌客戶又是考驗。”何新榮說。

　　貼牌商的搶貨競爭，變成了財力上的比拼。以前廠家多，貼牌商找廠家談合作的條件很低，生產二十萬的貨，只需要拉走四分之一，其他十五萬的貨可以放在工廠里。現在生產廠家少了，貼牌商多了，生產20萬貨，不但要先打20萬貨款，還要把貨馬上拉走，不能存放在企業的倉庫里。何新榮說，貼牌商的壓力相對以前，要大很多。

　　從各地不斷傳來的停產消息，黃廣富也從中嗅到了危險的信號。“因為環保形勢比較嚴峻，很多工廠說停就停，這對于我們貼牌商來說，風險就很大了。”黃廣富說，貼牌一般都要押百分之三十的保證金，合作的生產企業一旦停下來，貨出不來，資金又押在里面，這對貼牌商來說，違約的風險就很大。

　　黃廣富從事陶瓷行業已經三十多年，在2009年開始自己做貼牌之前，他做陶瓷工廠已經二十多年。現在他主要貼牌做金屬釉面磚這一單一品類，在他看來，一個品牌要做系列產品，貨源一定要充足而且穩定，否則客戶對品牌的信心就會喪失。但如果自己庫存做得太多，風險又太大。

　　“做金屬釉面磚，動不動就五六十塊錢一平方，一兩千萬砸下去，眨眼就沒有了。像現在這樣的形勢，真沒這個膽量去壓太多貨。”黃廣富決定，壓縮版面數量，減少庫存，將原來有68個版面的金屬釉面磚，縮減到22個版面，庫存減少到原來的三分之二，只保留幾個拳頭產品。

　　而壓力最大的，仍然是淄博的貼牌商，面臨去留兩難的尷尬處境。如果繼續留在淄博產區，因為政策不穩定，經銷商擔心的是貨源是否充足。“那些被保住的廠家認為，經過環保風暴，自己留了下來，生產線少了，自己應該會漲價，但是最終出現的是，經銷商不愿意代理淄博產區的產品，因為經銷商對整個淄博產區產生了危機感。”楊浦表示。

　　而如果離開淄博，到佛山來做品牌，以前積累的優勢就會喪失，如地理優勢、運輸優勢、產品花色更新速度、產品品質等，相反渠道建設不完善和品牌宣傳不足的劣勢更為凸顯。

　　“廣東貼牌的價位，比山東要高20~30%，再加上展廳租金的費用、團隊建設的費用，品牌推廣的費用，至少是以前的4倍，淄博貼牌商轉到廣東，想做品牌費用至少是原來的4倍，就算做批發，也是淄博的2倍。”楊浦透露，從淄博來佛山建展廳貼牌的企業，基本上是在淄博做得非常好而且有實力的，但數量并不多，只有10~20家左右。

　　而來到佛山建展廳，只不過是品牌征程上邁出的第一步，一個新品牌要想在佛山這樣品牌林立的陶瓷總部立足，極為艱辛。

　　“2012年我剛剛起步的時候，類似于我們的仿古磚新品牌企業，同期有二三十家，但是現在，只剩下三四家。”何新榮對新品牌的起步之難，深有體會，一般而言，新品牌第一年的銷量，也就二三十萬左右，沒有資金支撐，很多都在萌芽階段就堅持不下去了。

　　轉型

　　從批發轉向多渠道

　　對于楊浦來說，從淄博來到佛山做品牌，意味著重新開始，需要的是壯士斷腕的勇氣。

　　“我們以前在山東主要是做批發，沒有專賣店渠道，因為產品的價格在那里，做專賣店很難生存，現在轉到佛山，以往的客戶只保留了10%，基本上全放棄了。”楊浦說，在廣東貼牌，工廠的排產量是淄博的3倍，意味著資金運作的壓力更大，而且運輸成本會更高。以同樣運輸到北京來算，從佛山到北京的運費，比從山東到北京的運費高了每片3塊錢。

　　這對做批發渠道的貼牌商而言，壓力很大，本身利潤就只有幾塊錢，漲價賣不動，不漲價成本又會增加。“來到佛山，原來的客戶可能就會死掉50%以上，雖然剩下的50%還在做，但是銷量會減少20%，這意味著長江以北損失的市場營業額會達到70%。所以，來到廣東還按原來的套路去做批發，只能是死路一條。”楊浦表示，他們公司已經完全脫離了以前的模式，不再去開拓批發市場，而是主攻高端市場。另一方面，楊浦走上轉型之路的原因，跟陶瓷批發市場的沒落有關，因為走批發道路的商家也會沒落。

　　黃廣富也對公司的策略進行了調整，2016年10月份開始，在壓縮產品版面，減少庫存的同時，他開始著手搜集各個產區的工廠產品信息。“哪個工廠生產什么產品，工藝水平怎么樣，產品質量如何，這些信息我都要全部搜集過來。對我來說，現在最重要是信息渠道。”黃廣富表示，搜集信息，是為了向個性化和定制化方向轉型，專注為工程用戶服務。

　　“我有一個工程客戶需要金箔磚，他在河南產區了解，這類產品要8000多塊錢一平方，就找到了我，我給他找到一個廠家，5000塊錢一個平方就能做好送到工地上。這一單，黃廣富從中間賺一千多塊錢一個平方，這就是利用信息差來賺錢。”在黃廣富看來，現在在陶瓷行業賺錢，不是拼庫存量大，拼的是誰能掌握了足夠多的資源、信息和渠道

　　黃廣富認為，以現在的行業形勢，如果一個貼牌公司仍然只指定生產哪一個系列的產品，規定在哪個產區生產，做大庫存，那就相當危險。

　　不過，楊浦認為，貼牌商做個性化產品雖然有生存的空間，但想做大還是要做大眾品牌，個性化產品發展到最后，體量瓶頸最終難以支撐終端經銷商的需求。對于單類產品做大庫存這一問題，楊浦也認為對貼牌商來說并不適合，而這正是廣東生產企業的癥結所在。

　　“來到佛山。就覺得佛山的企業的排產方式不夠靈活，庫存壓力非常大，但是又不推出新的花色。”在楊浦看來，現在廣東也危機重重，如果不是淄博這一輪環保大整改，關停了很多企業，廣東趁機接收了淄博產區分流過來至少50條生產線的貼牌產能，化解了危機，那么廣東產區在2017年倒閉很多的工廠。

　　2014年到2015年期間，廣東、福建、高安等多產區出現生產企業倒閉現象，但淄博卻可以一枝獨秀，沒有一條線停窯，正是得益于淄博生產企業的轉產靈活，產品花色種類豐富，創新速度快，產品周轉率快。

　　“廣東的經銷商模式是渠道完善，大庫存可以壓給經銷商，對經銷商而言壓力很大。”楊浦算了一筆賬，假如經銷商100塊錢進的產品，庫存太多沒消化掉，而市場上同類磚越來越多，很快市場價賣到80元，那就意味著經銷商不但沒有錢賺，反而還要虧錢。楊浦認為，現在廣東企業，應該借鑒山東的經驗，產品的花色要多樣化，提高庫存周轉率。

　　對生產企業來說，現在在環保方面的投入成本，已越來越高，環保設施的改造，煤改氣成本，環保稅和排污費的征收，再加上上游原料漲價，陶瓷生產的成本可能會翻倍，產品的價格同樣會水漲船高。楊浦表示，如果環保政策持續下去，中國三到五年后，瓷磚產品的價格，可能比意大利、西班牙的還要貴，這將重構中國的貼牌市場。

　　“如果意大利、西班牙的產品，和國內的品牌價格差不多，越南、印度的產品，比國內的都便宜，那為什么不選擇他們的磚銷往中國呢?”楊浦認為，隨著國內成本的增長，往高端走的貼牌商，未來可能會選擇去國外貼牌，而走批發的，也會考慮從東南亞國家貼牌進口瓷磚銷往國內，那時候，中國可能將從一個瓷磚出口大國，變成一個進口國。

　　楊浦也在考慮，準備去意大利考察，到國外做貼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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